编者按：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从对建党百年来重大经济成就的回顾中探索其理论与实践的逻辑，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财政科学》编辑部与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公共经济教研室共同举办《财政科学》专题沙龙第15期“百年重大经济成就与展望——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沙龙邀请知名学者就此专题展开研讨。本栏目集结与会专家的部分研究成果，以飨读者。

标题：中国百年工业化之路的思索

作者：张辉

单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刊期：《财政科学》2021年第12期

内容提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用70余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业从建国之初的薄弱基础起步，到如今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更向着世界制造业强国发起冲击。继往开来，总结这一百年来中国工业化的经验得失，将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工业发展的行稳致远，不断开拓新境界，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工业化进程 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强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一代代共产党员披荆斩棘、前赴后继，从南湖红船上的小小火种，燃就民族复兴的时代伟业。“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不断进取，成功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回顾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当属其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建立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前，无论是“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还是“实业救国”的棉铁主义，或是“发达资本，振兴实业”的民生主义，抑或是“以国防工业为中心，树立重工业的基础”的统治经济体制，都没能完全打开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历史数据显示，1890年与1952年我国工业占比分别为8.1%和8.3%，工业发展陷于长期停滞状态。究其原因：一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统治，受列强入侵、军阀混战、匪患频发的长期影响，使得我国难以有效地积累经济剩余支撑工业化发展。1820年-1952年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占比从1/3降到了1/20，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降到了其1/4。二是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同时，工业化内部结构失衡。由于轻工业发展的门槛较低，在缺乏强大政府力量的介入下，私营资本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往往热衷于投资少、周期短的轻工业，这导致重工业的发展更滞后于工业化的总体进程。与此同时，国家所主导的重工业，与民族资本主义所投资的轻工业，未能建立起协调发展的融通机制。据统计，从洋务运动开始，先以“自强”为口号建设军事工业，后以“求富”为目的发展民用工业，到1912年民国成立初，中国重工业在工业中占比仅为18.3%。到1933年国民政府统治的黄金时期，重工业比重一度达到31.5%，但到1949年又回落至26.4%。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探求中国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明确了稳定的政治条件和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工业化的必要前提，认识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创立与工业化发展间的双向互动关系。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严峻紧张的国际环境与落后脆弱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为尽快达成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依据扩大再生产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选择了一条独立自主、工业优先、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经过近30年的奋斗，我国的工业化取得了长足进展，1952年至197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由679亿元增长至3624.1亿元，三次产业产值结构由51∶20.9∶28.2变化为28.2∶47.9∶23.9，工农业总产值中农轻重比例由58.5∶26.7∶14.8调整为27.8∶31.1∶41.1，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了19.88倍，主要工业品产量呈几十倍甚至数百倍快速增长。截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拥有了联合国划分工业门类中的34个大类。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于有违国内资源禀赋优势并且在封闭半封闭国际环境下实施，只能通过经济内部积累，将农业剩余集中至工业部门，并通过计划经济手段，将资源优先配给至工业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虽然已有对农轻重关系的辩证反思，但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农轻重比例失衡的问题。总的来讲，这一战略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有着无可比拟的作用，它彻底扭转了旧中国工业发展难以突破的颓势，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最终构建起新中国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奇迹”的根基。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富起来的问题，调整前一阶段重工业过于领先农轻产业发展的问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党中央通过一系列体制机制的调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更为协调，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推动了这一阶段的经济腾飞。

从三次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来看，改革开放后经济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1980年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提升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产量得到了快速提升，农业占比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7%上升到1984年的31%，进而基本解决了人民温饱问题。农村改革的这一阶段与轻工业快速发展相契合，从轻工业占工业比重来看，轻工业从1978年的43.1%快速上升到1981年的51.5%，此后缓慢下降，这说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释放出了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为工业的同步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基础。同时，农业剩余作为原材料也极大地支撑了轻工业的发展。1984年后随着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进一步推动了各产业的协调发展，随着各产业部类的渐趋合理，中国工业爆发出了令世界称奇的速度。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为中国工业化加速发展和国民经济进入起飞阶段打下了坚实基础。1978年至1998年，中国的产业结构高度年均提升0.6个百分点，1998年之后产业结构高度年均提升至3.9个百分点，其增速大约为前一时期的7倍，这直接带来了中国2003-2007年超高速的经济景气周期。从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来看，要素配置改善下的结构变迁效应持续减弱，而以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力则持续增强，这意味随着农轻重产业结构比例不断优化，中国经济的潜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从工业内部的结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后，前三十年奠定的重工业基础与这一阶段逐渐协调的轻工业结构形成了彼时经济腾飞的双轮驱动效应。纵观全球后发国家的工业化历程，大多遵循经济学比较优势按产业梯度逐级提升。一个典型的例子如韩国，其经济腾飞阶段源起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1962年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韩国政府利用比较优势，优先依托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进行工业化，获得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轻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政府又推动着工业向钢铁、造船、有色金属、石油化工为重点的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产业转型，一直到90年代末期，通过推动工业化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韩国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了相对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的发展路径也类似，由于战前日本已经积累了较好的轻工业基础，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主要依托于重化工业的支撑，在战后日本的三个景气阶段，工业发展的重点分别为石化工业、钢铁行业以及汽车等机械行业，随着产业梯度的不断提升，日本也成功实现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中国由于特殊国情和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打下的重工业基础，打破了一般意义上产业升级的梯度规律。随着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与轻工业的快速补齐，轻重工业在中国的工业化阶段形成了相互促进的互补效应，这使得中国经济实现了远超一般后发国家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释放出了中国经济巨大的潜能。此阶段逐渐协调的产业结构加之全球化下所带来的历史机遇，中国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出口导向型战略深度融入国际循环，最终实现了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到国内生产总值世界第二，制造业增加值世界第一，货物贸易总量世界第一的新兴工业大国的全面超越。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强国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接续推进，2009年我国农业产值占比降低至10.17%，2012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比首次超越工业产值占比，2014年我国农业就业比重降至30%以下，2015年我国人均GDP以2010年美元计算突破6500美元，根据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可以判断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并逐步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规模优势不断凸显，截至目前，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接近30%，差不多是美日德之和，已经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的位置。大规模的行业体量能保障市场结构的分散性，使得企业在保有规模效应的同时能够充分享有竞争效应。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是我国抵御外部不确定性风险的坚实基础，是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可靠保障。

我国目前正经历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发展阶段，一方面，需要完成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换；另一方面，需要推进由工业化初期轻工业为代表、制造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研发、金融、数字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新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要特别注意过度“去工业化”或结构转型进程中工业比重垂直下降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但从三次产业占国家GDP的比重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去工业化过度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第二产业占比自2011年以来除2016年外逐年下降，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峰值47.6%相比，2020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从发达经济体发展历程来看，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集中表现。但是后发国家不能简单套用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相反，作为后发国家需保持一定的制造业比例和更高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才有利于维持产业链体系的完整性，成为吸纳就业的稳定器，从而为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提供保障。创新是解决结构性失调最重要的途径，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为目标。在供给端要注重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鼓励现代工业，特别是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现代医药等高精尖制造业的发展，推行有利于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产业扶持政策，充分调动工业部门创新积极性，依托研发创新实现技术进步，从而推动就业人口由工业向服务业合理转移。同时，在服务业发展层面，强调提升服务业质量，谨防产业发展的“鲍莫尔病”，培育优质生产性服务业，提升服务业整体效率，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目前我国工业体系虽具有规模化、完备性等方面优势，但“大而不强”的问题突出，主要原因在于自主创新不足。我国创新能力现状与建设工业强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间仍存在重大挑战，具体表现为：前瞻性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有所欠缺，R&D经费投入强度与同期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研发人员存在不小的缺口，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的质量与效率亟待提升，关键核心和共性技术对外依赖性高，城乡和区域创新系统融合共创能力较低。

为应对好创新领域的挑战，更需要重视国内市场与生产技术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只有超大规模国内需求才能有力促进底层技术的创新、工艺的提升、品牌的形成，只有生产革新才能满足、引领、创造更多新层次、宽领域的美好生活需求。这要求我们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真正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断前进。

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1年第12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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