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稚晖到沪

吴稚晖

1902年创办中国教育会时的蔡元培

1902年8月，在西太平洋上，一艘法国邮轮正朝着东南方向航行。这是一艘从日本神户开往上海的定期航班。甲板上蔡元培和吴稚晖还在热烈地交谈，他们已经谈了几个小时，似乎忘却了时空。自从这艘轮船从神户启程后，蔡元培就这样陪伴着吴稚晖，同他进行交流，不断开导他，所以这两天，吴稚晖已完全摆脱了以死相抗的痛苦心情，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原来在几天前，吴稚晖已经死过一次。

一个月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吴稚晖、孙揆等人，为要求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出面保送来自江浙的九名自费留日学生入东京成城学校学习，同蔡钧发生冲突。蔡钧为此告之日本警方，日警即将吴稚晖、孙揆拘押，强行驱逐回国。吴稚晖忍受不了这种侮辱，悄悄写下绝命书，在押解途中乘日警不备，突然投河自杀，幸好随押的日警反应快，迅速下水将吴稚晖拉上岸，吴才得免一死。

吴稚晖留下绝命书投河自杀一事，经新闻媒体报道，很快传播开来，使吴稚晖名气大扬，当他被日警押送到火车站时，数百名中国留学生聚集车站，为他送行，连梁启超也亲自赶到车站，与他话别，吴稚晖一时被视为反清英雄。

吴稚晖被押到神户，四个日警严密防守，生怕再出意外。此时，正在日本游历的南洋公学特班总教司蔡元培听说吴稚晖之事，愤感不平，惟恐吴情绪激动，船到海上再做想不开的事，特意中止行程，赶到神户，亲自伴送吴稚晖回国，于是开始了蔡元培同吴稚晖的这段海上旅程。

通过同蔡元培的多次交谈，吴稚晖的情绪已大为平静，他打算回国后继续治日文，从事日文书籍的翻译，为新知识的传播尽自己的力。

船到上海，吴稚晖受到了中国教育会的热烈欢迎。8月13日，中国教育会在张园的“海天深处”厅堂召开欢迎会，到会100多人，吴稚晖和他的同道孙揆在会上向大家报告了前不久发生在日本东京的留学生风潮经过，会场上气氛热烈，吴稚晖作为一个曾经为“振兴国家，力护维新而以尸为谏”的英雄，再次受到众人的敬重。

中国教育会由蔡元培、黄宗仰等人于1902年4月在上海发起成立，是一个表面上办理教育，暗中宣扬革命的团体，它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知识，增进其国家观念，恢复国权之基础为宗旨。中国教育会成立后，设有学校教育部、社会教育部，准备开设学堂，编辑教科书，甚至开设工厂、公司，进行出版印刷诸事，打算从改革旧教育着手，培养具有新国家观念的青年。

正当中国教育会办学的准备工作在艰难进行之时，南洋公学发生的一场学生退学风潮，使情况发生了极大变化。

二、墨水瓶风波

南洋公学，是当时上海唯一一所由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学校的教员、学生中多爱国热血之士，崇尚新思想，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东京留学生办的《国民报》等新书报在学生中很受欢迎，广为流传。学生还组织了一个演说会，经常组织演说。可是学校里一些保守的教员却只准学生阅读《大清会典》、《圣武记》一类古书，禁止学生看新报新书，他们甚至对学生的衣着也横加指责，不许学生穿黑袜子，说这种袜子是流氓穿的，学生穿白鞋子，又说走起路来没声音，好像是扒手。国文教员郭镇瀛尤为守旧，一味强调忠君守礼，反对新思想、新学说，学生因此很鄙视他。

有一天，正是五班上国文课，郭镇瀛走进教室，刚要落座，发现座椅上放着一个墨水瓶，不禁怒上心头，因为他的脸型酷似一个倒置的墨水瓶，他认定一定是学生有意羞辱他。只见他“啪”地一下将墨水瓶砸在讲台上，大发雷霆，责令坐在前面的学生伍正钧三天之内查出恶作剧之人。三天后，伍正钧来到郭的办公室，无奈地说查不出是谁干的，但郭镇瀛却蛮横地说：“反正是你们这群学生干的，既然你查不出，你就代他们记大过一次。”过了几天，郭声称已查出放瓶之人，学校布告栏随之贴出布告：五班伍正钧、贝均、陈承修三名学生以知情不报被开除。布告贴出后，五班学生哗然，他们当晚开会，准备向校方提出抗议。

没想到第二天，学校当局又以五班学生“聚众开会，倡行革命”为借口，将全班学生一律开除。本来郭镇瀛的蛮横无理已传遍全校，校方这一决定，无疑如火上浇油，引起全校学生公愤，经过商议，全校学生一起罢课，排着长队向学校督办盛宣怀请愿，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恢复受处罚学生的名誉。盛宣怀则托辞公务在身，避而不见。见请愿毫无结果，全校六个班级的学生愤而集体退学。此时有人责怪学生“闹事”，全是受了总教司蔡元培平时提倡民权的影响，蔡元培当然完全同情学生，向学校力争无效，也愤而辞职。

从南洋公学退学的200个学生，其中有一些学生经不往校方和家长劝诱，陆续返回学校，但仍有穆湘瑶、伍正钧、张季源、张大椿等145个学生坚不返校，蔡元培见此，鼓励大家说：“不要散，让我们自己来组织一个学校。”于是筹建一个新学校的活动开始进行。

三、爱国学社创办

爱国学社开学日全体师生合影

清末上海民众经常举行爱国集会的场所张园

这年11月21日，中国教育会在静安寺张园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如何帮助南洋公学的退学学生。经过讨论，中国教育会决议在经济上和教学上给予赞助，在福源里筹建爱国学社，接纳南洋公学的退学学生，并推举蔡元培为总理，吴稚晖为学监。为了筹集爱国学社开办的经费，中国教育会发起人黄宗仰(又称乌目山僧)，凭着他同大名鼎鼎的洋行大班哈同及其夫人罗迦陵的友情，从罗迦陵那里募得1万元，解决了学社的开办费。

12月4日，爱国学社开学典礼隆重举行，蔡元培代表中国教育会致词，黄宗仰、吴稚晖、学生代表贝季美及来宾相继发表演说，气氛十分热烈。在蔡元培主持下，爱国学社分寻常与高等两级，学制定为二年，寻常级设有修身、算学、理科、国文、地理、历史、英文、体操等课，高等级除这些课程之外，另设心理、伦理、社会、经济、法理、日文等。学社采取民主自治的管理办法，学生分为若干联，每联20至30人，学生自由加入，每联公举一联长，凡有兴革，多由学联开会议决。

学校事务也实行民主管理，最高行政人员称议长，议长下面有个评议会，一切学校行政都由评议会讨论决定。学社不收学费，总理、学监以下教职员均不拿薪俸，自行另谋生计，对学社承担教学纯尽义务。蔡元培虽担任学社总理，但他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就在那里支薪，也不取学社分文。学社开办后，为解决师生的伙食费来源，蔡元培受师生委托，前往南京向蒯光典借款。当他刚到轮船码头准备登轮离开上海时，家人突然奔至泣告，说儿子阿根病急气绝，要他回家料理。蔡元培闻此消息，悲痛不已，但仍以学社公务在身，挥泪嘱来人托教育会同人代为办理后事，言毕匆匆登轮而去。三天后，蔡元培借得6000元而归，使学社师生伙食得到解决。

爱国学社中教员思想多较激进，蔡元培、吴稚晖均对清廷不满，教员章太炎上课并不用课本，只是坐着讲课，多述明清兴废之事，给学生以极大启发。每星期有一两天下午，爱国学社都在张园举行公开讲演，倡言革命。每当此时，师生们都穿着操衣，列队从泥城桥福源里步行至张园听讲。

张园因地处租界，不受清政府地方官管辖，各种过激言论均能自由发表，不像华界，会有坐牢杀身之祸，故成为沪上公众集会的极好场所。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在张园发表的一系列倡言革命的演说，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因而名声大著。

爱国学社不收学费，又没有正常的经费来源，因此在办学上不免遇到困难，正在此时，《苏报》馆主陈范派人前来联络，表示愿意每月资助学社100元，条件是须由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等教员轮流为《苏报》写稿，这真是个两相得益的事，蔡元培等人爽快地答应了，爱国学社与《苏报》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宣传革命的《苏报》

《苏报》

邹容撰写的《革命军》封面

章太炎

《苏报》，本是上海滩一份不起眼的小报纸。它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创办时由中国人胡铁梅的日籍妻子生驹悦担任馆主，在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报纸虽以日商身份注册，但生驹悦却在私下透露：“报馆实由东洋外务大臣办的，领事亦不能管我。”所以实际上报纸为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

《苏报》初办时馆址设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外滩，1898年3月迁至棋盘街中市。初由邹悦担任主笔，常以黄色新闻毒害读者，并多次利用论说索贿行诈，滋生事端。1898年创办人以报纸声名狼藉，难乎为继，决定歇手，转售给陈范。陈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其兄陈鼎以戊戌党事获罪，被判永久监禁，他自己曾出钱捐得一个知府头衔，后因在江西铅山知县任上以办理教案受谴免官，移居上海，是一个失意的官僚知识分子。所以陈范接办《苏报》后，因“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很同情康梁的主张，倾向于行资产阶级改良，力倡变法，想把《苏报》办得有异于当时其他民间报纸。他延请妹婿汪文溥(兰臬)担任主笔，鼓吹保皇立宪，使报纸带有十分浓厚的改良派色彩，时人多拿陈范以康党目之。

1902年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革命报刊陆续问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运动新军、会党，发动武装起义。清政府则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干出丧权辱国之事，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日益暴露了保皇的反动面目，这一切对陈范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开始由改良派的支持者，转为革命派的同情者。中国教育会成立后，陈范积极支持中国教育会的活动，后又同蔡元培、蒋维乔、吴稚晖创建“四合会”，专门讨论时事政治问题。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后，陈范在《苏报》上特辟“学界风潮”专栏进行报道，以声援学生，《苏报》因此声价大起，所载文章为东南学界所注目。

1903年春天，在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影响下，南京江南陆师学堂也发生了一起学潮。林懿均等31人退学来到上海进入爱国学社。江南陆师学潮领头人章士钊才二十岁出头，写得一手好文章，来到上海不久，即被陈范看中，聘为《苏报》主笔。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便对报纸的版面作了一系列改革，开始以宣扬革命为己任，连续发表了《康有为》、《哀哉无国之民》、《祝北京大学堂学生》、《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等一批带有强烈革命色彩的文章。

当时上海地区亲保皇党报刊以《中外日报》为首，向革命派发动猖狂的进攻，先后发表了《开诚篇》、《救时篇》、《革命驳议》等文章，提出革命不适合于中国，说“一言革命，必启内乱；一启内乱则外人必乘虚而至”，“我国行之万无一利”云云。《苏报》对这些谬论进行了有力的回击，指出保皇党提出的所谓变法，不过是欺饰观听而无救于中国之亡，所谓实行立宪也不过是骗人的鬼话，宣称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的局势有根本改观，立于不败之地。《苏报》发表的这些勇猛和激烈的言论，自然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震动。《苏报》主人陈范在形势的影响下，态度更加明朗，完全支持章士钊的革命办报方针，他明确告诉主笔章士钊，“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表示即使遇有报纸被封的危险，也无怨无悔。

五、《革命军》振聋发聩

1903年春天，青年革命家邹容从日本来到上海。邹容本是爱国学生运动的活跃人物，回国后与章太炎同住在爱国学社，两人志趣相投，并与张继、章士钊结为兄弟。邹容在日本时就开始着手撰写《革命军》一书，回到上海后，完成书稿。全书不长，约2万字，但通篇讲的是革命。全书总共七章，除第一章绪论和最后一章结论外，中间五章的标题分别是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大义。邹容在书中为革命大声疾呼：“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在短短1500字的《绪论》中，他竟用了45次革命一词。邹容在完成此书后，把它送给章太炎过目。章太炎看后，大为赞赏，欣然提笔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对动员民众起而反清，作用不可估量。

5月底，《革命军》印成单行本公开出版。5月29日，《苏报》发表邹容的《<革命军)自序》，6月9日，《苏报》又在“新书介绍”栏以“介绍革命军”为题，向社会公众推荐此书。文章说：“《革命军》宗旨专在驱除满清，光复中国。文极锐利，语极沉痛，稍有种族思想者，读之当无不拔剑起舞，发冲眉竖。若能以此书普及于四万万人之脑海，中国当兴也勃焉。”同一天，《苏报》还刊登了章士钊以“爱读革命军者”笔名写的书评“读革命军”，盛赞此书“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探扯往事，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事，耳闻其语，无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称赞它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第二天，即6月10日，《苏报》又刊出了章太炎所作的《革命军序》，将《革命军》比喻为震撼人心、激奋斗志的“雷霆之声”。这是在社会报刊上最早介绍《革命军》的一批文章，由于均是章士钊、章太炎这样的文章好手所写，顿时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使《革命军》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不久，《苏报》又在显著位置刊登了章太炎所写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文章发表后，同样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反响。原来上一年保皇党领袖康有为周游欧美17国后，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后来康有为的这篇文章和以前写的《与国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主书》一道，合并印成一本小册子，题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广为散发。这本小册子继续散布“满汉不分，君民同治”，革命不适合中国国情，革命将招致“大乱”等陈词滥调，影响极坏。

为此章太炎写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清朝的专制统治作了深刻揭露，对康有为宣扬的“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皇上圣明”，“满汉同化”，“革命要流血”，“革命会遭致外国干涉”等种种谬说，逐条予以驳斥，廓清了康有为在革命问题上散布的迷雾。6月初，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刊行不久，数千册书即销售一空。6月29日，《苏报》发表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一文宣称，“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对革命大加赞扬。章太炎的这篇文章，犹如一篇讨伐保皇派，鼓吹革命的檄文，同邹容的《革命军》一起，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

六、内部矛盾

《苏报》一段时间来发表的这些勇猛激烈的文章，早已引起清政府的注意，如今又极力推崇和介绍《革命军》，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摘录，更激起朝廷的嫉恨，他们把《苏报》视为眼中钉，务必去之而后快。

早在5月底6月初，社会上已流传清廷欲捕人的传闻，西文报纸《字林西报》曾登出消息，透露清廷欲查之人，一系翰林，一系举人，一系商人，一系沙门，一系已辞职之某员，实际指的是蔡元培、陈范、黄宗仰、章太炎、冯镜如以及吴稚晖。原来，江苏巡抚恩寿曾指令上海道台袁树勋照会各国领事协捕蔡元培、吴稚晖、陈范、章太炎、黄宗仰等人，因这些人均住在租界内，遭工部局拒绝而未果。

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谓“上海爱国会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邪说，已饬查禁密拿”。第二天，清廷下旨：“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将为风俗人心之害。着沿海沿江各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6月23日，湖广总督端方致电魏光焘，谓上海《苏报》“悍谬横肆，为患非小，能设法收回自然至妙。否则，我办一事，彼发一议，害政惑人，终无了时”。于是魏光焘即命候补道俞明震专程赴沪，会同上海道台袁树勋将爱国学社和《苏报》一并查禁，并点名务必要将邹容、章太炎拿获。魏光焘在给端方的电文中说：“旋因上海爱国会演说虽禁，复有设在上海租界之《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因饬一并查禁密拿。”于是一个迫害《苏报》的阴谋开始实施。

正当清廷密谋对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下毒手时，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内部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对清廷迫害的防备。

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本来虽是两个机构，但大多数会员是一身兼二任。刚开始时，两个组织的成员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关系亲密融洽，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出现了一些裂痕。一是学社的学生多为年少气盛，不愿受制于人，他们同中国教育会中年会员相处，在言辞上往往不合。如邹容即是一个倜傥不群、狂放不羁之人，言辞无遮盖，直抒胸臆，因此同学社一些学生的矛盾发展到对殴的程度，邹容不得不搬出学社。二是经济上，学社成立之初，主要靠中国教育会一手支持，后来学社在社会上影响增大，捐款日多，但在清政府和守旧势力围攻压迫下，双方得到的捐款日见穷促，而有限的经费又全都掌握在教育会手中，一些学生社员因此不满，意欲谋求学社独立。三是在思想文化方面，志趣不同。章太炎专注于中国国粹，而吴稚晖则以不读线装书，专注于西方科学工艺为号召。章太炎提倡国学，学生常很不耐烦，身为学监的吴稚晖转达学生意见，章太炎怀疑实际上学生的意见是由他指使。

这样，教育会和学社内部的矛盾冲突越来越难调和，终于发展到学社发表《敬谢教育会》一文，宣告独立，从此学社同章太炎等人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有一次，对立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学社几个人竟大打出手，将章太炎双手执住，由章士钊之弟章陶年脱去皮鞋打章太炎的嘴巴。当天晚上，学社两名名学生去吴稚晖家报告此事经过，吴稚晖听了，不但不做调解工作，反而幸灾乐祸地说：“他是打过梁启超嘴巴的，你们敢在老虎头上弄虎须么!”吴稚晖的态度，实际完全是站在学生一边，同章太炎等人对抗。这一切，均为吴稚晖后来关键时刻的处置埋下伏笔。

七、捕人阴谋

几天后，6月26日，早上7点，吴稚晖还未起床，有人送来一张请帖，上面写道：“有要事特来沪与公商办。乞即惠临英大马路石路公兴里第八家进士第杨寓一叙。”落款为俞大纯。俞大纯，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之子，当初也在日本留学，闻吴稚晖大闹公使馆，以死不受辱而慕之。半个多月前，俞大纯曾到爱国学社来拜访过吴稚晖，然他想不出俞大纯有什么要事要同他商量，不免有些迟疑，但想会面之处在公共租界，估计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决定应邀前往。行前正巧一位叫朱仲超的朋友来访，便拉了他一同前去。

吴稚晖寻到公兴里进士第杨寓，见到一位面目很像俞大纯的年近50岁的人，觉得事情有些蹊跷，但既来之，只有相机行事了，再说有朱仲超相伴，心理上也减去几分恐惧。刚坐定，主人便自我介绍说他是俞大纯父亲俞明震，其子俞大纯并没有来上海，而是他自己有要事同吴稚晖商量。俞明震开门见山地问道；“上海近来风潮甚急，你们学社在作何事?”吴回答说：“没有什么风潮，只因政治不良，惹起一点愤激的议论罢了。”

俞明震话题一转，单刀直入地说：“近来《苏报》的言论，不太过分了一点吗?”接着，他郑重其事地对吴稚晖说；“我不主张激烈，因那样做无益于中国。自己闹翻了，徒惹起外国人的干涉。”他要吴稚晖想个办法传话给陈范，让《苏报》的文章平和些。说着，他拿出了一份公文给吴看。吴稚晖不看则罢，一看不禁吓一跳，此系两江总督所签发，正文写着：“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着候补道俞明震会同上海道即行就地正法。”

吴稚晖看完此文，真有点慌了神，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只是说：“请公事公办好了。”俞明震见此则笑道：“笑话，笑话，真要如此，今天也不会请你来了。”然后对吴稚晖又进行了一番劝说，意思不外是为避麻烦，最好出国留学云云。吴稚晖回到家里，回想这一幕，真有点惊魂不定，因此躲在家里闭门不出，想着对策。由于吴稚晖同章太炎之间的隔阂，他没有去通知章太炎等人及时躲避，以致留下一桩他是《苏报》案告密者的公案。

就在吴稚晖见过俞明震的几天后，形势急剧变化。6月29日上午，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拿着一份名单来到《苏报》馆捕人。名单上开着陈范、章太炎、邹容等人，章太炎、邹容当时不在报馆，巡捕扑了个空，只抓到《苏报》馆账房程吉甫，便将他押回巡捕房。第二天巡捕又拿了名单到爱国学社捕人，指名道姓依次查问，章太炎当时正在场，便站出来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巡捕二话不说，将章戴上手铐就押走了。接着，巡捕又到《女学报》馆捕去陈范的儿子陈仲彝和钱主仁。邹容本来被张继藏在一个外国传教士家里，听到章太炎被捕，不愿置身事外，坚决要与至友生死相共，便于次日到巡捕房投案。这样，捕人名单上，除陈范由其子代替外，都已被捕。

章、邹被捕后，《苏报》仍继续出版。7月6日，《苏报》又刊登了章太炎写的《狱中答新闻报》，揭露了清政府镇压革命的罪行，表示了“矢志斗争”的决心。清政府在捕人阴谋得逞后，又密谋将《苏报》查封。然几次交涉，工部局均未执行。7月7日，上海道台袁树勋以工部局蔑视会审公廨为由，饬令公廨停审一切案件。这会审公廨平均每天审理的大小案件多时达上百件，它一停审，引起了工部局捕房捕人无处审讯的麻烦，工部局无法，只好派出巡捕来到《苏报》馆，将报馆查封，没收了《苏报》馆全部财产。

八、审判曲折

章太炎、邹容等六人被捕后，清廷恨不得立即将他们置于死地。两江总督指示上海道台同租界当局联系，由上海道出银十万两，将诸人引渡给清政府，或者直接行刑处决，租界当局出于多方面考虑，表示须按照前约，租界内发生的事，当于租界内治之，拒绝了清廷的要求。

7月15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对章太炎、邹容等人进行审讯，清政府延请律师古柏、哈华托代表出庭，章、邹则延请王京司、博易两律师辩护。审讯开始时，古柏指控《苏报》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污蔑皇上，排诋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太炎在法庭上毫无畏惧地承认写过《革命军》序文，并表示“不认野蛮政府”。邹容也堂而皇之地承认自己是《革命军》一书的作者。几天后(21日)，会审公廨对《苏报》一案又继续审讯，双方律师在法庭上激烈辩论。清政府代表古柏律师为拖延时间，便于清政府进行幕后活动，提出此案之外另有交涉，要求停止会审。被告律师博易则责问：“所云交涉，究竟与何人交涉?”最后会审公廨谳员孙建臣只能吞吞吐吐地回答：“章、邹等犯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拘，本分府惟有遵奉宪札行事而已。”于是审讯暂停。

9月10日，清政府见会审公廨审讯没有结果，便由外务部出面正式通知上海道袁树勋组织“额外公堂”继续审讯，由上海县知县汪懋琨担任主审，原会审公廨谳员及陪审员担任会审。额外公堂经过多次审讯，于12月24日作出判决，说章太炎作《旭书》、《革命军》序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两人均判为永久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

对于《苏报》案，清政府一直想将案犯移送南京直接处置，曾设想“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处极刑”。但当上海道袁树勋与候补道俞明震向驻沪领事团请求签票协捕时，遭遇曲折，后经交涉，《苏报》案犯虽经捕获，但只能在租界审办。章、邹等被捕后，内阁大学士张之洞又致电湖广总督端方，指示“飞电福开森，务须设法即日将犯人呈交上海道解宁，勿稍迟缓，致令狡脱”。上海道袁树勋也带着两江总督魏光焘的函札，亲自拜访驻沪美国领事，说自己受到总督“不能立即将六犯移送，押解苏州惩办，则以撤职问罪”的严责，向美总领事乞求帮忙。

次日，袁树勋又在领事团会议上诉说了清廷勒令两江总督将案犯移送南京的训令，要求领事团给予支持。对此英美领事已表示同意，而工部局强调为维护“租界治权”，坚持“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于是移送罪犯问题在地方上一级交涉未能成功，转由清政府同公使团直接交涉。

交涉转到北京，各国驻华公使的意见不尽一致。沙俄钦使拉萨氏认为《苏报》诸人“欲在中国举革命之事，废去满洲王室，实为大逆不道”，应将诸犯交清廷处置。法国、比国公使也主张应交于华官。日本公使认为以前既订有约章，即应照约办理。英国参赞出于维护上海租界的独特地位，坚持“诸人不应交于华官”。美国钦使康格则态度折衷，既同意法国公使的意见，又主张各领事既与上海道订有契约，将《苏报》馆诸人在租界审明施罚，则应照约办理。由于诸公使意见不统一，最后只得再委上海领事团处理。

当清政府与公使团交涉之时，上海道袁树勋曾企图以武力劫持《苏报》案诸人。他计划派清兵500名，着便衣潜伏在会审公廨关押犯人之地附近，伺机将人劫持至华界，只因捕房戒备森严，每当审讯押送途中，巡捕又形影不离，街巷隘口也有巡捕守卫巡逻，难以下手，故劫持计划只能放弃。此时，清政府交涉移送的阴谋，遭到国内舆论的猛烈抨击，《中国日报》等严正宣布：若外交团决定将罪犯引渡，应予以反抗。当时上海街头也谣言纷传，谓如果外交团决定移交，事态将进一步扩大，不可预料等等。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致使清政府移送和严惩《苏报》案诸人犯的阴谋终未得逞。

章太炎、邹容被捕后，《江苏》、《浙江潮》等报刊都发表时评，对清廷的这种迫害进行声讨，《浙江潮》和《复报》还分别发表了章太炎、邹容两人在狱中写的互赠诗，以示声援。一些西文报纸也发表评论，认为在租界之内因议论而判如此重罪，实有损租界之体面。由于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指责，1904年5月21日，上海县知县汪懋琨会同会审公廨谳员黄煊、英国驻沪领事德为门再次复审“《苏报》案”，结果宣判邹容监禁二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做苦工，刑满释放，驱逐出境，刑期从1903年6月20日起算。

邹容和章太炎为了抗议狱中的苛刻虐待和肆意凌辱，曾进行过英勇的绝食斗争，在非人生活的折磨下，邹容终于病倒，多次昏迷不醒。1905年4月3日凌晨，邹容口吐鲜血，怒目不闭，含恨而死。噩耗传出，中国教育会即于4月5日在上海愚园隆重举行追悼大会。革命志士刘三，冒着杀身之祸，运出邹容遗体，将他安葬在沪郊华泾乡。海内外革命刊物也纷纷刊载诗文，沉痛悼念这位反清斗士。章太炎则于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东渡日本。

在清政府一手策划下，《苏报》虽遭查封，章太炎、邹容虽被监禁，但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却更广为流传，《民国日报》、《警钟日报》等革命报刊接踵而起，比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更为激进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组织先后出现，以更广的声势展开反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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